打造中非油气合作“升级版”

但是，成文刑法应当是正义的文字表述，而正义是活生生的，绝不是机械化的，所以，在社会形势发生变化后，需要通过特赦来修正刑法整齐划一的局限性。

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协会（包括律师协会和公证协会等）通过自愿或非自愿的收费筹款提供给法律援助项目，收费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本协会的成员。三是法律援助质量的监督、评估以及保障机制尚不健全，质量问题长期被忽视。

在我国未来的法律援助立法以及刑事法律援助中，可以考虑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更好地解决刑事辩护全覆盖问题。受案范围由贫困与案件性质双重标准确定，服务于所有刑事程序阶段，常采纵向代理方式。目前，这套二元制的法律援助体制，明显混淆了组织监管部门与业务实施提供机构之间的差异，在实践中不断暴露其运行不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事不分、管办不分、职责不清。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机构和律师协会要建立协作机制，定期沟通工作情况，共同研究解决律师服务质量、工作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律师法律援助服务的无偿性，与律师作为经纪人身份的利益冲突。

实际上，司法机关一直在不断健全和完善法律援助三项标准。4.条文设计的基本要求。组织律师参加国际法律援助交流培训项目。

但需要注意的是，按照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的精神，2018年3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是讨论法律援助体制改革的重要前提，如果脱离了国家机构改革的大背景，所提出的方案可能难以付诸实施。二是法律援助的及时性不足，特别是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分担费用的依据和基础是受援人的经济困难状况。（三）立法建言 关于法律援助适用条件的理解与规定，首先是要解决经济层面的标准，但考虑法律援助的本质，符合其他条件的申请者，也应提供法律援助。

二是最低生活保障的待遇或者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与取得法律服务的市场价格相差太大，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以最低生活保障线或者企业最低工资为参照不合理。二是我国经济困难标准都尚未形成一个明晰确定的标准，费用分担制度的判断标准更远未成熟。

鉴于《法律援助条例》在这方面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法律援助法》应当结合各方面的意见和实际情况，建立起法律援助质量监管与保障体系。而且，为了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率，应当考虑设置专职法律援助服务人员，解决律师分布不均等问题。可以设立全国统一的单一法律援助机构，取消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和法律援助机构的区分。（2）现有财政拨款渠道不畅通，拨款水平偏低。

第15条从便民服务的角度，规定了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设立条件。《法律援助条例》仅原则性地规定了法律援助的组织管理体制，但对法律援助中心这一业务实施机构的规定不明确，未能清晰、具体和全面地对法律援助的司法行政机关与法律援助实施机构之间的职责划清界限。（3）司法行政监管机关与法律援助业务机构之间的职能配置相互争执与对立不断。负责法律援助人员的遴选、认证、业务培训等事务。

二是明确了法律援助中心的性质，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公益事业单位，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事务。政府责任、律师义务的具体运行模式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服务市场的逐利性规律，片面强调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而忽视了律师的正当利益，使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性受到挫伤。

公设辩护人的任用、薪水及兼职问题都颇有争议，辩护质量、维护独立性、控制成本、实现司法正义等因素成为争议的角度所在，也成就了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运作机制的多元模式。法律援助服务费用标准及经费使用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法律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参考律师办理各类案件的平均水平、基本劳务费等因素核定，并根据需要调整。

任何单位、个人有权利对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投诉。4.《专家建议稿》建议另行增设第三章法律援助服务提供者，对法律援助服务人员作出系统规定。综合性，是对立法科学性的要求。分担费用的客体是法律援助办案费用。建立动态的法律援助困难标准，可以更好地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在法律援助的类型中，刑事法律援助原则应当成为基础的内容，也应当继续成为我国今后法律援助的工作重心，但并不意味着挤压民事、行政法律援助的生存空间。

《专家建议稿》第二章法律援助中心的第19条对案件质量评估作出了规定：法律援助中心负责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监督检查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对此，有不同的观点： （1）法律援助人员的准入机制。

另外，无论是以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还是以低收入户为经济困难标准，都不符合我国法律援助实践需要和法律援助立法本意。《法律援助条例》第13条并未明确规定经济困难的标准的审查标准，实践中的做法也不足取： 一是法律援助制度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及企业最低工资制度的出发点和根本点不同，经济困难标准参照最低保障线或者企业最低工资的逻辑性和理论依据先天不足。

经济条件的审查，应考察所有的总资产这一基础，以及收入和支出的整体情况暨现实流动资产实力，还有固定资产的变现的可能性。同时，在第五章法律援助程序中，第44条对法律援助服务费用作出了规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在案件结案后，应当向法律援助中心报告，并提交案卷材料。

在我国未来的法律援助立法以及刑事法律援助中，可以考虑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更好地解决刑事辩护全覆盖问题。1500万人口的深圳，专职法律援助人员不足50人。但在新时代下，不仅要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更要注重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与监管机制。《最低工资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7次部务会议，2003年）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

从立法体例上看，《专家建议稿》并未单列一章，并作出如上的规定，在立法效果上差强人意。其职责是及时公布履行职能或行使权力的情况等。

2019年，司法部《关于完善法律援助补贴标准的指导意见》规定，法律援助补贴，是指法律援助机构按照规定支付给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社会组织人员等法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不含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具有公职身份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社会组织人员）所属单位的费用。三是国家征信和收入财产查明制度基本完善。

（3）广东省提升服务质量，主动参与政府主导的维权机制。（二）组织监管体制与业务实施机构的分离与改良 在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组织管理体制与业务实施机构之间的关系。

法律援助经费的严重不足，往往导致援助律师办案的积极性和质量不高，甚至出现无人愿意办案的情况。同时，国际社会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问题高度关注，因为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和作用更能反映当代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与目标。特别是地（市）、县（区）两级法律援助机构基本都承担法律援助服务职能。确保在检察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公平地按比例分配资金。

例如，可以考虑作出如下规定：本法所称经济困难是指申请人来自低收入家庭。不过，此后有些地方还在继续探索。

（2）法律援助业务实施机构性质的定位混乱。依据美国的实践经验，以援助律师为主要模式的法律援助体系存在很多制度上的缺陷，例如，缺乏统一的管理机制、辩护效率低辩护效果不能保证等，成为阻碍刑事辩护率提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加强对新执业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培训。从立法上，需要对法律援助办案补贴问题作出相应的规定，可以在《法律援助条例》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发展和需要，作出以下规定： 一是制定主体的法定化。